二十一世紀中國翻譯政策前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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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個國家需要適合的正確的翻譯政策來促進其文化和經濟發展,而積極的政策可以規范、刺激和調動翻譯活動。本文試圖從翻譯立法、規范翻譯市場、政策性產物和翻譯研究院四個方面來闡述21世紀中國翻譯政策的制訂與實施,目的是促進我國翻譯事業的進一步繁榮。

關鍵詞:翻譯;翻譯政策;翻譯活動

一、引語

  翻譯是國與國之間的交流通道,結合我國的翻譯史可見,在促進中國的社會變革方面,翻譯的作用不可或缺。也正因為如此,社會生活中的翻譯行為需要科學的翻譯政策來提供規范和指導。

  對翻譯活動的研究表明,政策作為“國家或政黨為實現一定歷史時期的路線和任務而制定的行動根據和準則”( 羅竹風 1990:426),不是由一個人或幾個人的主觀意志所決定的,而是國家、民族在文化、閱讀心理、和發展方向等幾個方面的綜合反映。從宏觀層面看,政治條件或固有的意識形態對翻譯行為及譯本的生產具有影響,而翻譯政策主要受翻譯活動發起國家的政治需要和政治環境制約,不同的統治階級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翻譯政策,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等因素決定了翻譯政策的宏觀走向。

  任何時代的翻譯政策都有其連續性和相對穩定性,政策多變,政出無門,只能使人無所適從。但是翻譯政策又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時代的發展,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翻譯政策也需要適時地進行調整和重構。從翻譯政策調整與社會系統的相關性來看,社會變遷的速度、社會變革的目標與變革力之間的可協調性程度以及政府決策中樞的宏觀控制及政策執行自主性程度等,都是制約翻譯政策調整的重要因素。其中任何一個因素都是形成翻譯政策調整的重要條件。根據變化了的內外部條件而適時對翻譯政策做出相應的調整,可以有助于翻譯政策更好地促進翻譯活動的繁榮發展。

  自20世紀70年代末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在吸收外來一切積極因素以謀求發展、服務大眾的過程中,我國的翻譯政策也做出了一些相應的調整。導致翻譯政策調整的因素很多,涉及整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廣大領域,其中主要包括:政策范式主體的變化(如國家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議為中心”)、決策目標改變后政策對象存在狀態的改變(如譯者地位、署名、稿酬等知識產權的規定),以及政策載體的變化。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需要優秀的譯者以確保接收外來信息的準確性,并確保能夠準確地向世界表達自己的觀點。在提高翻譯實踐質量的同時,我們也注重翻譯理論的發展,因為翻譯理論是翻譯活動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為中國的翻譯活動提供實踐方法和理論依據,豐富翻譯實踐活動。

  具體來說,我國目前需要兩種前瞻性的翻譯政策: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宏觀政策主要關注翻譯的基礎建設問題,如翻譯質量評估標準及流程、譯名的統一、市場的規范、翻譯學術研究等等;微觀政策則著重解決與翻譯相關的具體問題,如翻譯項目、翻譯基金的設立、翻譯獎項的評選、對我國需要引進或輸出何種作品的適當引導等等。

二、促進翻譯立法是當務之急。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外文局副局長黃友義于2011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提交了一份推動翻譯立法、促進翻譯行業健康發展的提案。該提案一經提出,立即得到國內翻譯界同行以及全國政協很多委員的贊同和支持。黃友義(2011)提出:為翻譯立法是促進我國翻譯行業健康發展的根本途徑。只有在翻譯行業建立相關法律法規,才能從根本上規范翻譯市場,提高翻譯質量,保證翻譯行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從而提高我國對外交流的整體水平,維護國家形象和國家利益。

  為什么要強調翻譯立法?政策與法律的本質是完全一致的。列寧在談到法律與政策的關系時曾說:“法律是一種政治措施,是一種政策。”(1958:40)彭真1987年4月9日在《人民日報》撰文談到我國法律與政策的關系時也指出:“我國的法律和政策是統一的。我們的許多政策是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的。當然,政策與法律的范圍要寬些。我們把那些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成熟了的政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由于政策指的是國家或政黨在一定歷史時期制定的路線或準則,與法律相比,政策往往更加不穩定,更加趨于多變。翻譯政策的時效性與不穩定性也表現得比較明顯,而有關翻譯和譯者地位的規范、譯者的版權問題、譯者的義務和權利等政策內容,都是比較長期的,不會輕易改動,這部分政策都應該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譯者的社會地位由其所處的社會決定。由于多種原因,在我國翻譯工作一直從屬于服務性行業,因此同是從事創作性工作,譯者的社會地位卻比作家、畫家等低許多,這一點在多個方面均有體現。譬如,關于譯者創造性的爭論一直延續到上世紀末才稍有定論,但作家的創造性卻從未遭到過質疑。再如,在國家的相關學術規定中,翻譯作品的學術價值幾乎得不到認可,遠遠不及其他創作作品,在高等教育機構的業績論證和職稱評定標準中,譯作得分極低,正是這種學術上的不平等現象的最明顯的體現。還有,也許是因為很多人認為翻譯的復雜性和困難性都不及寫作或編輯,因此翻譯的稿酬也最為低廉。

  事實上,翻譯工作和譯者的社會地位低下現象由來已久,這正是導致中國翻譯市場目前存在問題的因素之一。立法者有責任制定相關政策和法律,賦予譯者與其他創造性工作者(如作家)同等的權利,合理有序地調節翻譯活動,為社會和經濟繁榮、國家的發展做出貢獻。

目  前,眾多贊助人對翻譯擁有絕對的要求權,而且非職業翻譯市場在很大程度上處于無序狀態,因此“翻譯立法仍然是一個十分微妙的問題。”代表譯者利益的機構或團體,應該是促進翻譯立法的重要力量,因為“立法的目的是保障職業譯者的基本權利。各職業翻譯協會相互合作,促使有關立法的進一步完善,以代表會員利益為己任,試圖建立職業翻譯網絡,將翻譯過程關涉的諸代理人聯系起來,在翻譯過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翻譯協會也是使翻譯活動合法化的重要力量,因為它們是翻譯招標以及獎勵、資助翻譯宣傳活動的關鍵代理人。” (邁考拉?沃夫,2006:125-140)在這方面,成立于1982年6月的中國翻譯協會 正是促進我國翻譯事業發展的一支生力軍,其宗旨之一正是“協助政府有關部門加強對翻譯行業的指導與管理,規范行業行為” 。 中國譯協是由與翻譯及與翻譯工作相關的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及個人自愿結成的全國性、行業性、非營利社會組織,是翻譯領域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全國性社會團體 ,由分布在全國各省、市、區的單位會員和個人會員組成。

  加強翻譯立法是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法律保障。現階段,“我國翻譯立法嚴重滯后并影響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略的實施,翻譯服務無法有效地將翻譯連接知識與權力的紐帶作用轉化為增強國家文化話語的政治優勢。” (王隆文,2012)目前,加快翻譯立法進程是促進我國翻譯事業發展的重中之重。

三、規范翻譯市場是重要手段。

  政府部門需要更加關注翻譯質量管理和口/筆譯譯員的培訓及市場準入機制,更加嚴格有效地規范翻譯市場。可喜的是,我國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當前我國已頒發了3部翻譯國家標準,分別為《翻譯服務規范 第一部分:筆譯》 、《翻譯服務規范 第二部分:口譯》 和《翻譯服務譯文質量要求》 ,這些條例規章以及行業規范的相繼頒布及實施開啟了我國翻譯服務標準化的進程。

  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需要,加強我國外語翻譯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科學、客觀、公正地評價翻譯專業人才水平和能力,更好地為我國對外開放和國際交流與合作服務,2003年底,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開始了試點工作。這是根據建立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精神,在國家人事部統一規劃和指導下,在全國范圍內面向社會推行的統一考試,是當前國內最具權威的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認證。能通過二級(口/筆譯)考試并拿到證書的,就具有了翻譯市場的準入資格。從2003年至今,該考試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應試者越來越多,而且考試內容日趨豐富、體系日趨完善,目前已能提供口筆、譯資深翻譯及一、二、三級資格證書,口譯方向除交替傳譯外還有同聲傳譯的考試。除英語外,法語、日語、阿拉伯語、西班牙語、俄語、德語等語種的考試也已在全國展開。

  國內還有一些其他形式的翻譯考試,如教育部考試中心與北京外國語大學合作舉辦的“全國外語翻譯證書考試”、上海外國語大學的 “上海外語口譯證書考試”等。隨著翻譯水平考試和外語翻譯證書考試體系的逐步完善,翻譯資格認證與翻譯培訓市場也逐漸得到了規范,這能從一定程度上解決目前翻譯人才匱乏,翻譯市場混亂的局面。

  21世紀的中國正更加積極地投身到國際社會的各種活動之中,也時刻在為融入世界經濟做著準備。然而,在這條路上,中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尤其在加入《伯爾尼公約》 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公約》 之后,需要制定更多的翻譯法規來管理和規范中國翻譯市場。只有如此,才能進一步推動翻譯行業的自律和法制建設,實現行業健康規范、可持續的發展目標。

四、用政策性產物鼓勵和規范翻譯活動。

  除制定相關法律與政策之外,也要提倡更多支持與鼓勵翻譯活動的官方或半官方行為,以鞏固并改善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

  國際上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可供借鑒。很多國家都設有翻譯獎,既獎勵本國的譯者,也獎勵翻譯本國作品的外國譯者。例如,沙特阿拉伯自2006年起設立阿卜杜拉國王世界翻譯獎,旨在推動阿拉伯語和其他語種在人文、科技等領域的互譯,表彰和獎勵在該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個人和機構,翻譯《一千零一夜故事選》的中國學者仲躋昆教授于2011年獲得該獎。

  相比之下,我國當前在科技、文學、影視、戲曲等領域都已設有全國性或政府級的獎項,唯獨翻譯領域至今尚無政府頒發的獎項。目前國內較有影響的翻譯獎除“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外,只有魯迅文學獎 下的翻譯獎項,此外還有傅雷翻譯出版獎 、韓素音青年翻譯獎 、戈寶權文學翻譯獎 等。

  歐盟曾開展“萬花筒項目”(The Kaleidoscope Programme),將其當代文學作品(包括戲劇)譯成非通用語言。一部分歐洲國家專門設立了翻譯中心,主要目的是支持并促進本國的翻譯工作。

  法國政府在這一方面的工作值得借鑒。法國政府為發揚法蘭西語言與文化,擴大法蘭西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多年來一直采取積極的措施,增進外國學者和翻譯家與法國文學界的聯系,為他們提供直接交流的機會。如撥出專款設立“獎譯金”,在歷史名城阿爾設立了“國際文學翻譯中心”等。另外,法國政府還牽線搭橋,為出版社、翻譯家、文學機構之間的交流提供各種幫助,做了許多促進工作。(許鈞,2001)法國文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法國的文化政策。

  澳大利亞于1973年設立澳大利亞藝術理事會,專門為藝術創作等活動提供資助,旨在幫助澳大利亞籍作家拓展國際市場,通過國家項目提高其國際知名度。為此,該理事會發起了一系列國際推廣計劃,其中包括與法國政府共同資助的法國—澳大利亞文學翻譯獎。同時,該理事會還支持和鼓勵將澳大利亞文學作品譯成各種外語。近年來,已經成功資助將澳大利亞文學作品譯成漢語、韓語、印度尼西亞和印度語。(參見Forbes, 1993)

  韓國也成立了“文學翻譯院”,由政府資助,把韓國的優秀作品翻譯介紹到世界各地。

  荷蘭的“荷蘭文學創作與翻譯基金會”除了向海外推廣荷蘭文學,并為已經獲得版權、希望出版荷蘭文學作品譯著的外國出版商發放翻譯補貼(最高可達翻譯費用的70%)之外,還資助了“翻譯之家”,用于支持與出版社簽訂了翻譯荷蘭語文學作品合同的外國翻譯家,或正在為譯著撰寫序言或評論等的本國翻譯家。(參見胡煒,2005)沒有出版合同的外國翻譯家,如果正從事其他與荷蘭文學相關的項目,如編選荷蘭作品文集,或對譯自荷蘭的作品進行介紹、注釋以及撰寫評論文章等等,亦有資格申請。

五、成立中國翻譯研究院恰逢其時。

  2014年7月29日,中國翻譯研究院正式成立。從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可以發現,我國在21世紀初設立專門機構來負責全面組織和協調翻譯工作,成立中國翻譯研究院恰逢其時。

  成立國家專門的翻譯部門是中國譯者近一個世紀多以來的夢想,最早提出設立專門的文學翻譯機構設想的是馬建忠,1894年他就在《擬設翻譯書院議》中向清政府提出應建立翻譯書院,翻譯書院的主要職責包括翻譯人才培養、翻譯流程規范以及翻譯書目的選擇(馬建忠,1984:126-129)。1934年,顧仲彝先生在《我與翻譯》(1934:245)一文中說:“翻譯不比創作,是需要一種有計劃的合作和提倡[的]。我的意思最好能組織一個全國文學翻譯學會,集合全國翻譯同志,定下一個具體而有系統的計劃,大家全力以赴去進行和完成。”可惜的是,由于當時中國的客觀條件所限,馬、顧兩位先生的提議只能停留在進步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之中。近年來,更多的學者開始意識到成立專門的翻譯部門的必要性,并發表自己的觀點,如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朱永新(2014)建議盡快組建翻譯的“國家隊”,成立集翻譯與研究功能為一體的“國家翻譯院”,并且完善相關制度,將翻譯工作納入學術評價的體系,從而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到翻譯事業中。滕梅也在專著《中國翻譯政策研究》中提出應建立國家翻譯院,負責全面組織和協調翻譯工作。(2013:207)現在,這個夢想終于得以實現。

  中國翻譯研究院院長周明偉這樣定義中國翻譯研究院的職能:“一是研究中國翻譯行業發展規劃,策劃實施國家級重大翻譯項目,為政府相關部門、行業協會制定政策和發展規劃提供依據;二是研究融通中外話語體系建設與對外翻譯工作中有關中國時事政治及經典中國文化中的重大問題,構建對外翻譯、闡釋的權威發布機制;三是建立中譯外高端翻譯人才信息庫和中國特色話語語料庫,為我國翻譯事業發展提供基礎性服務;四是建立與完善重大翻譯項目及翻譯人才評價體系,設立國家級翻譯獎項;五是整合國內外翻譯人才特別是小語種高端翻譯資源,為小語種高端人才的交流、合作、事業發展提供平臺;六是建立高端翻譯研修班,為包括外籍在內的翻譯專家,提供一個學習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最新發展,研究交流中譯外及中國文化走向世界重大問題的平臺,并使之機制化,為提升我國際傳播能力、提高翻譯水平發揮骨干作用。”

  此外,翻譯研究院還應負責制定宏觀的翻譯計劃,包括擬定目前我國急需引進的國外作品清單,并負責定期(每五年或十年)對國內的翻譯工作做全面總結和評估。在微觀層面上,翻譯研究院則應負責組織、監管翻譯出版工作,并通過提供資助、獎金等方式來支持有意翻譯出版有價值的學術書籍或讀者群有限的書籍的譯者和出版商。

六、結語

  歷史經驗已經證明,一個國家需要適合的正確的翻譯政策來促進其文化和經濟發展,而積極的翻譯政策可以規范、刺激和調動一個國家的翻譯活動,促進翻譯活動的繁榮。

  政府通過翻譯政策對翻譯行為和翻譯行業實行有效的監管和指導,這是現代國際社會比較普遍的政治行為。如何結合中國的國情和文化傳統,推動翻譯政策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文化建設的一個重大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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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國翻譯研究院成立儀式暨“中國文化對外交流與中譯外人才培養”高峰論壇在京舉行http://www.tac-online.org.cn/ch/tran/2014-08/01/content_7112140.htm

13. 朱永新. 我們需要翻譯的“國家隊” http://news.163.com/14/0528/10/9TB05GCQ00014AE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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